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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官员眼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年沧桑路

| 招商动态 |2016-11-06

邢毓静指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去以汇兑和交易为主要着力点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了新的转机,从外汇开始转机到更多的人民币,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核心的意义。

人民币的国际化迅速发展,也给应对开放可能带来的潜在的风险方面增加了机制性的保障。国际化的人民币能够丰富我国在应对资本流动逆转时的选择,政策工具箱中间除了汇率,除了储备,除了管制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工具,就是国际化的人民币。

文 \ 邢毓静

央行深圳中支行长、前货币政策二司司长邢毓静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讲话纪要:

围绕着是否应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到底应该怎么推进,有各种的疑虑和规范,20年后再看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的回顾、逻辑的推理和现实的考量来考虑。从历史上来看,特殊时期缺少改革的共识表面上看似乎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是还是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从逻辑的推断来看,在分析框架中用得比较好用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区分,在进行实践管理措施的时候他的有效性不容高估,因为理论是骨干的现实太丰满了。大家爱说一句话“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初心能否不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挺难的。现实的考量来看,既然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大道理,可兑换是我们的大方向大目标,针对具体的业务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开放,如何加强管理和监测,事实上都是技术细节。具体时间和节奏的把握,尽管有各种的选择和争议,但是我认为都应该最大限度地服从大道理,符合大方向,实现大目标。

从家庭住户的整个的金融资产的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9月份在个人存款已经接近59万元,他是有多元化的需求,两个市场多元化的配置。在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非常大的程度是需要国际合作的,我们企业走出去我们那一代动力也有技术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可兑换的方面有太多的限制,我们很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是一个疑问。金融机构更不用说了,随着自己客户的走出去,我们国有大行分层次的金融机构,能不能成为一个客户是全球化的客户,业务是一个全球化的国际大行刚刚起步,更不用说包括私募基金、亚投行等等,他们在中国要在国际治理中发挥一定治理权和一定规则制订权的机构,在所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汇率的管制和资本流动的管制所带来的影响。从地方政府来说,各级地方政府还存在非常多的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招商引资、请进来、走出去等等很多发展的问题。单单看这四类的涉外主体,应该说面对这么多的经济主体,以区分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管理方式一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想在不短的时间内维持一定的效果,恐怕面临管理成本的上升和边际收益的整体下降,如果影响到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可能很多国家曾经出现过脱媒、地下经济、寻租,都有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一旦出现新的扭曲,短期政策长期化所带来的路径的固化,我们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他不仅与法治中国简政放权相背离,而且对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人为设置一些新的不必要的障碍。

刑毓静:金融改革的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深圳大梅沙论坛。我虽然是第一次公开在各界面前来露面,但是我今天所讲的完全是个人观点,特别是不对的地方完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所任职的机构。

今天先说一个事情,2016年的10月1号,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篮子,成为篮子的货币。可能再过十年,今天我看到在座的是年轻人为主,再过十年的时候,如果人们回头来看今天2016年的10月,可能会百感交集。再过二十年会怎么看2016年10月份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很难预测。但是这个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事情,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2016年的12月是中国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二十周年。1996年的12月,中国宣布人民币成为经常项目可兑换货币,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货币从资本项目可兑换到经常项目可兑换一般是7—1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这一历程走得要长得多,20年了,我想20年前我们今天所坐在这里的金融界的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说20年后我们的人民币还不能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

这让我们想起,为什么我们的步子会慢一些,为什么跟国际的差别这么多。第二,我们是不是需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为什么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全世界比较瞩目的一个事件,资本项目部可兑换的货币他的国际化路可以走多远。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道路到底有多远,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这个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我们知道这个差距,怎么样从此岸走到彼岸,是否有有限条件、是否有优先秩序、是否有顺序,这是过去20年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开场我想从20年来看资本项目可兑换,从20年来看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第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不断深入的,他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间歇性的特征。如果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四个节点和一个突破。

第一个节点是1993年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提出,是在23年前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中国开始出现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制度。在此之后有关的中央文件都在不断地提出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1993年中国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这是中间的必要的内容之一。

第二个节点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面临一些新的停滞,从97年这个风波开始蔓延,当时出现了一个事件是广摩投的破产,以及后来沿海地区的骗退税的问题。1997—98年的时候,人民银行外汇局当时在沿海地区开展了外汇大检查,通过这个外汇大检查凸显出我们外债管理的重要性。当然在沿海地区也包括深圳地区。此后的一段时间中间,97—2002年之间,我们没有再在我们的官方文件中重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

第三是2002年十六大之后,资本项目可兑换重启,这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启就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2002年党的十六大再一次提出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QFII、QDII制度的安排,为中国资本市场,为外国的资本市场双向之间的开放揭开了新的篇章,走出了一条通过机构投资者开展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一个新的局面。

14年前的明天,2002年的11月5号,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关于QFII的暂行办法,并且于12月1日开始实施QFII的试点。2003年5月3号和瑞士银行和野生证券成为第一批的成为QFII境外合格机构。2016年的7月末,全球以QFII形式开始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达到了289家机构投资者。到9年前7月5号开始实施QDII,QDII成为我们资本开始进入境外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的渠道。2007—2008年金融危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让位于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措施。可能大家还记得,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的时候,正值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升级蔓延的时候,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政策,当时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是“出手要重……”,所以在应对次贷危机为主导的时候,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样一些核心性的改革内容暂时放在一边。

就像有一句话所说的一样“即使是乌云,也可能有一个镶的银边”,这是一个突破,就是2010年开始的人民币开始跨境使用。2008年的12月开始,为了应对当时的金融危机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国务院包括人民银行外汇局在内的七个部委开始做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试点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2009年7月3号正式开始在上海、广东一共全国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这项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由于他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人民币的国际化势如破竹,一发不可阻挡,所以才会有2015年我们看见的人民币加入SDR,才会有2016年我们看见的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才会在2016年9月份我们看见在全球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我们设立了23家人民币海外结算行,包括相应的一系列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举措。

应该说跨境贸易结算用人民币,从2009年开始,一开始其实他就允许在贸易融资中使用,研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人可能会更清楚地知道,其实贸易融资就具有非常明显的资本项目的特征,他是为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2010年开始,人民银行当时做了一个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的一小步,但是今天看来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一大步,三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到今天我们看见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不仅有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而且我们在发行领域中,特别是2015年我们看见了更多的“熊猫债”的发行。

从股票市场中,从最开始的QFII、QDII,到后来的RQFII、RQDII,到今天看到的深港通和沪港通,和两地基金互认等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了新的机制,即便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外汇领域,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进程的推进,境外的央行和财富基金和货币当局等等,这些投资者可以开始不受额度限制进入中国的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几个大的自贸区已经开始为大宗商品的跨境交易提供新的可能。

人民币的国际化事实上我认为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带来了双重重要的意义,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去以汇兑和交易为主要着力点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从外汇开始转机到更多的人民币。2009年之前当我们说到资本项目可兑换讨论的视角是放松资本管制,外汇要怎么做。从2009年之后讨论的视角才真正回到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用一句话“诸神退位,本尊来临”,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核心的意义。

第二重的意义,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经常会引用一个特里芬两难,很多人会问特里芬两难是否会继续存在,我们怎么样解决特里芬两难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会进入深刻地思考,可能要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发生变化。在特里芬两难的时候我们看全球的贸易格局和国际手指的格局看见,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全球的跨境国际收支是以经常项目为准的,他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往往需要面临的是特里芬两难的困扰,随着80、9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国际资本的大幅流动使得特里芬两难变得不像上个世纪那么突出。随着国际货币的流动,这种经常项目的逆差和顺差变得非常重要,所以特里芬两难不再成为一个主权货币走向国际货币时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随着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国际上面联储的加息升温之下,特别是最近去年开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和资本流出的压力情况之下,我们注意到在一些领域里面加强重新资本的管制重新再启,包括自贸区已经开始试点有可能继续推广的试点也会暂时停下来,这个认识重新出现了反复。如果回顾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每当有国际金融环境发生动荡的时候,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就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大家认识不一致,共识很难形成,最终道路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形成比较波折。

究其本质来说资本项目可兑换要不要做,取决于我们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的认识,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重要作用的认识,如果对这两个不认识的话,毫无疑问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认识就会出现问题。市场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国际金融环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从来没有见过说哪一次的报告中间说的是国际金融环境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完全一点风险都没有的,不可能的。所以有一句话是“市场总是波动起伏的”,如果市场是一条直线,那就像人的心脏一样,这个人一定开挂了。这是第一个方面,从历史的回顾来讲。

第二,从逻辑的推理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之所以要继续向前推进,根本的原因还是要促进对外开放。从经常项目可兑换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在开放上面做加法又是在减少管制上做减法。减少管制的程度往往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被评估的时候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如果观察全球,如果一个经济体他的行政管制非常多,恐怕这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的程度不会太高。

我们看那些开放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体,往往也是管制最少的经济体。现在除了在国际上形成的共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除了对反恐融资、反洗钱、反地税天堂有国际通行的体制之外其他的管制基本上很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以开放促改革的成功案例应该说是不胜枚举,以外汇领域来看,1994年汇改的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我想并不是因为1993年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更重要的是他是1979年三资企业法实施,1981年汇率水平的调整,1981年外汇制度的改革之后顺理成章的,是有历史的逻辑。

回到一个问题,大家按说的资本项目管制有效吗?有人说资本项目管制使得我们成功避免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传染,使得我们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总体上跨境资本流动处于可控的范围。我们从逻辑的角度上问一个问题,开放有可能是单方向的?宽进严出或者是宽出严进我们能否如愿以偿?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们的历史数据。

无论这些方面怎么做,核心是这样的管理理念之下,我们怎么样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来实施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换言之我们现在采用的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方法是否在实践中可行,如果这种方法在实践中面临挑战,这个愿望可能会非常难实现。这让我想起前些天我们在微信群中的一个讨论,一个小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在海外抢到了微信红包,他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众笑),这个问题马上在这个微信群中得到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在这里稍微透露一下我们的微信群是什么群,我们这个微信群是“中国人民银行青年联合会央行青年”,因为本人在里面作为青年的主席。这个群是我们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都有,总行分行,外汇管理总局、外汇管理分局,海内外都有,海内外的金融机构,包括国际大行都在这里面,只要是我们人民银行青年的委员,目前有258位委员。人员包括在欧洲、在亚洲、港澳台都有。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不亦乐乎,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在座的各位年轻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去考虑一,到底属于哪一项。应该说这个回答讨论得非常热烈,答案也非常多。

所以从这个小的例子来看,如果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样,那么我们后续的管理措施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如果管理措施不一样,是否就存在着监管套利的问题,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想非常核心,经常项目、资本项目是一个理论的框架,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论框架套到我们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象一定理论是骨干的,现实是丰满的。我们不知道哪一分可增哪一分可减。

现实生活来看,我们现在的涉外主体不断地多样化,我们单单看涉外主体中间的四类的涉外主体,他们在对外开放的态度上、格局上都是多元化的。以个人为例,中国13亿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结构都会有一个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同时也有从外面回来的需求。我们现在在座的年轻人以及背后大家所代表的一代人,非常流行的话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旅行一定不局限在中国境内,是会五湖四海。

我们有中年人很多,上有老下有下,要考虑子女就学,要考虑自己的养老,我们即将走向一个老年社会的过程中。我的一个同学在一个成熟市场做访问学者,他刚刚去。他考虑了这个成熟市场的衣食住行之后,他在我们的同学圈里发了一个微信,他说如果考虑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包括在内,每个月的花销不会超过7千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不会超过1千多美元。这个价格和我们在过年期间去三亚过冬天相比已经是很便宜了。如果考虑到大部分的北方地区,即使到冬天光取暖费恐怕这个钱都打不住。我的同学说,干脆我们以后养老不再去搞老年公寓了,我们就直奔成熟市场就可以了,还可以边玩边养老,直接就跟欧美市场中很多的老年人就在邮轮上度晚年,直接国际接轨了,这是个人的角度来看。

从家庭住户的整个的金融资产的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9月份在个人存款已经接近59万元,他是有多元化的需求,两个市场多元化的配置。在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非常大的程度是需要国际合作的,我们企业走出去我们那一代动力也有技术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可兑换的方面有太多的限制,我们很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是一个疑问。金融机构更不用说了,随着自己客户的走出去,我们国有大行分层次的金融机构,能不能成为一个客户是全球化的客户,业务是一个全球化的国际大行刚刚起步,更不用说包括私募基金、亚投行等等,他们在中国要在国际治理中发挥一定治理权和一定规则制订权的机构,在所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汇率的管制和资本流动的管制所带来的影响。从地方政府来说,各级地方政府还存在非常多的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招商引资、请进来、走出去等等很多发展的问题。单单看这四类的涉外主体,应该说面对这么多的经济主体,以区分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管理方式一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想在不短的时间内维持一定的效果,恐怕面临管理成本的上升和边际收益的整体下降,如果影响到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可能很多国家曾经出现过脱媒、地下经济、寻租,都有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一旦出现新的扭曲,短期政策长期化所带来的路径的固化,我们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他不仅与法治中国简政放权相背离,而且对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人为设置一些新的不必要的障碍。

相比堵的方式更可行的方式是可见,能够看得见,可控,一旦需要的时候有一些阀门能够控制以更加透明的政策稳定来稳定预期和市场信心。所谓的“扩流入,控流出”,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促改革,稳预期”,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从逻辑的推理上来说我们要进行的。

第三是现实的考量,我们人均资本项目可兑换到底有多远,这个距离如果不是特别远,到底应该怎么走。这中间比较常见的一种观点就是是否有先决条件。我们可以再次回到1994年,传统智慧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实现可兑换的时候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的汇率机制,能够应对汇率冲击的企业,完善的监管机制和充足的外汇储备。

如果我们回到1994年来看,1994年汇率并轨我们的汇率机制是怎样的,我们的企业是否能够应对汇率冲击,我们的金融机构是否能够应对汇率冲击,我们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多少。1993年的时候,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是119亿,1996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是72亿。但是知道2015年我们的经常项目的顺差是2197亿,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的情况,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CPI当年是17.1%,1996年的时候是8.3%,1997年2.8%。是在我们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在我们的汇率并轨之后我们的宏观经济才相对稳定。

汇率水平1994年汇率并轨,汇率并轨之前我们是多出汇率,为什么会选择8.3%有很多的评论,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时外汇留成已经形成了可能1美元等于13块,全国的外汇市场加权平均之下8.3,所以形成一个相对8.3块的价格。199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11亿美元,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全球第一。应该说从1994年211亿到中国外汇储备第一个万亿,我们花了将近12年的时间。第二个从1万亿到2万亿,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从2万亿到3万亿花了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在等一个传统智慧说,这些条件都具备才进行汇率冰柜,才进行后面的经常项目可兑换,恐怕我们看不到今天所看到的情况。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在改革的上面是否有顺序,先决条件、顺序。一种思路认为是汇率在先兑换在后,这个背后的逻辑是说如果汇率没有弹性,资本流动可能会单项,所以要先放开汇率再放开管制。可惜地是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如果没有管制的放开,外汇市场就是一个人为控制供给和需求的市场,所以操纵汇率的质疑声就会此起彼伏。传统智慧认为,如果没有对价格信号比较敏感的市场主体不可能推动可兑换,94年这个实践告诉我们,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从客观的实践上来看,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陆地上学会游泳?可能在陆地上恐怕学会的只是游泳理论,最终可能还是要在水中才会真正学会游泳。

我们从去年看到随着汇率更加双向地波动,更多的企业开始熟悉国际市场,开始有了汇率避险的意识。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开发出应对汇率冲击的金融的产品。如果我们的汇率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恐怕无论从市场走的动力和需求都没有一个劲一步管理市场汇率风险的能力。

回头看条件论也好、顺序论也好,貌似试图用实验室的方法把相关的前提条件固定好,以做物理试验的方式来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但是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可能和其他金融领域的改革一样他需要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动态的均衡。多个利益的主体在不同的信号下这个行为的选择会因时、因势不断地动态调整。当价格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候,原先的买方可能变成卖方,随着越来越多的卖方不断注入流动性之后价格机制的作用又可能实现这些卖方重新变成买方。

如果以象牙塔中抽象出来的所谓的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放制于波澜壮阔的五湖四海的话这个项目可能要考量了。我们可能不能完全用于过去总结出来的国际经验,何况过去的国际经验可能是20、30年前之前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开放、可兑换、大体均衡汇率的方面协调推进、动态调整。人民币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到底有多远?主要是一个半,这一个主要是指金融市场的交易,半个主要是指的个人,我们在个人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了,但是个人的资本项目特别是对外投资和对境外对境内的投资等等个人还是比较薄弱的地方。

这些方面在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指导下,人民银行和相关部委一块推动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下的外债框架和流动这种管理体系,目标是把市场该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我们做好的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闸门。在日常的生活中企业也好、金融机构也好,可以根据自身资本的条件、自身资产的情况,自己负责地进行双向地投资。

对于总量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宏观指标的审慎性的安排和设计,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建多大的规模,有一些宏观的考量。

在这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迅速发展,也为我们在应对开放可能带来的潜在的风险方面增加了机制性的保障。国际化的人民币能够丰富我们在应对资本流动逆转的时候,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中间除了汇率,除了储备,除了管制之外,我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工具,就是国际化的人民币。

如果说人民币要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除了在这一个半的项目上进行进一步的推进以外,除了在我们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下往前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很重要的一条是有一个要修订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纳入一个法治的框架,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准则、法律规章,提升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准。

在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中国决定接受国际基金的第八条款,使人民币可以进入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时候,之前之后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梳理这些法律法规,把经常项目可兑换不一致的地方进行重新修订。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能让资本项目可兑换,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不需要宣誓呢?非常重要的一点,稳定的市场预期是需要有稳定、明晰、可预期的政策框架来支撑的。

围绕着是否应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到底应该怎么推进,有各种的疑虑和规范,20年后再看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的回顾、逻辑的推理和现实的考量来考虑。从历史上来看,特殊时期缺少改革的共识表面上看似乎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是还是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从逻辑的推断来看,在分析框架中用得比较好用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的区分,在进行实践管理措施的时候他的有效性不容高估,因为理论是骨干的现实太丰满了。大家爱说一句话“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初心能否不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挺难的。现实的考量来看,既然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大道理,可兑换是我们的大方向大目标,针对具体的业务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开放,如何加强管理和监测,事实上都是技术细节。具体时间和节奏的把握,尽管有各种的选择和争议,但是我认为都应该最大限度地服从大道理,符合大方向,实现大目标。

在提高对外开放的开放,放松外汇管制保持汇率大体均衡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来说,需要铁条推进,条件论,先决条件论,相关的顺序论,可能都不可高估。

今天跟大家汇报的就是这三个方面,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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